但维护公共安全，非得以侵犯公共隐私权吗？非也。安装摄像头，虽然作用非常明显，但绝不是唯一的、最佳的管理方法。公共管理者之所以这么青睐摄像头，根本原因在于：遍布公共空间的摄像头，能降低管理成本，“方便”管理者。尤其是在公共安全状况不佳的状况下，管理者更是对此寄予厚望。其实，在银行等特定场所内，摄像头的存在是必要的；但在街头巷尾、网吧酒楼等公共空间也安装上摄像头，就显然有点不合适了。

    一边是隐私的暴露，另一边是更大的不安全感摆在眼前。权衡之下，人们往往便选择“丢车保帅”，以小权利的舍弃来获得大权利的保障。其实，这不正是对公共管理的一种“反讽”吗？

    一系列的调控措施之所以至今没有抑制住房价的飙升，原因很多。其中，自然不能排除有地方政府调控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因素。但也要看到，积弊重重的房产市场整顿和房价调控不可能一蹴而就，调控的效果需要一段时间后才能显现出来。此时，对政府房产调控持悲观预期，并不理性。但房价依旧居于高位的现状，在调控效果的持久等待中，公众又极易产生“不耐烦”心态。在笔者看来，必须要在长远调控和短期压力缓解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来有效化解公共心理危机。

    笔者以为，这一“平衡点”，即是公共福利。政策天天调控，房价仍然继续上涨，公众对未来生存保障的担忧，很自然会引发对政府调控的不信任。而如果公共福利水平提升到一定的水平——比如，廉租房大量建设，住房补贴惠及低收入群体，由政府主导的公益养老院资源足以满足大众的养老需求以及养老质量稳步提升等，即便房价“一段时间内依然降不下来”，公共的生存危机也不会这么强烈，对政府调控的信心也不会这么低迷。

    在加强政策调控的同时，不断提高公共福利，是拯救公众“对房价调控的信心”的有效方法。住房，只是一种消费品，其背后折射的是现实的社会保障需求。只有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福利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化形式存在，才能让公众消除房价居高不下引发的生存焦虑。没有了“后顾之忧”，公众便会有足够的消费理性来支配自己的房产消费，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等待政府房价调控效果的显现。

    前不久，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表示，目前仍然要以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为主，在法律上研究加强处罚，在社会舆论上进行谴责。法治与德治双管齐下，的确是一种可行的“严惩”之道，但在具体操作中究竟该如何“法治”、如何“德治”，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长期以来，超生（包括名人富人超生）一般由有关部门征收社会抚养费。社会抚养费这个概念，是在2002年起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出现的。“不符合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但实际上，社会抚养费并未成为阻挡名人富人超生的门槛。对于有钱阶层而言，几万与几十万的社会抚养费犹如小菜一碟。因此，如果继续单纯以提高社会抚养费数额作为严惩富有阶层超生的“法治”手段，其作用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德治”，作用同样有限，指望具有超生欲望的富有群体在社会批评声中进行道德自律，进而产生行为自觉，实在是有点不太现实。

    由是观之，严惩名人富人超生并取得实效，“法治”思路必须拓展——尽快从完善法律法规入手，考虑用更多的法律惩处手段对“单一罚款式处罚”进行补充。与此同时，还要以制度跟进来督促道德自律——比如将名人富人超生纳入诚信监督，建立企业或个人诚信体系，把这些人群的超生，和企业信誉度、个人诚信度挂钩。毫无疑问，只有名人富人的违法超生空间变得狭小，道德缺位的成本加大，名人富人超生现象才会真正得到遏制。